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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濤 著《耕讀經史》出書暨媒介
《耕讀經史》
作者：顧濤
鳳凰出書社2021年
編輯推薦
一位當代經學研討者二十年孜孜以求的學術之路。
內容簡介
本書為清華年夜學人文學院顧濤老師經學研討的隨筆集，共支出與經學相關的文章18篇，分為三輯：新經學、經學時代、篤志經史，從分歧的視角探討當代經學研討的新路徑與新方式。這些文章，既有對經學文獻的專高深的研討，也有對經學歷史以及經學家的尋微探幽。這些文章不僅串聯起一位當代經學研討者的二十年孜孜以求的學術之路，也展現交流出當代經學研討者的學術風采與思惟光線。當代經學研討改若何繼承創新，若何繼續深刻，這本書會給我們一些謎底。
作者簡介
顧濤，19聚會場地78年生，江蘇無錫人。先后獲聚會場地得南京年夜學共享會議室文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現任清華年夜學人文學院歷史系長聘副傳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年夜學日新書院副院長，歷史系副主任。研討著重于中國軌制史、經學史、邊疆史、《史記》研討、《通典》瑜伽教室研討。著有《漢唐禮制因革譜》（2018）、《漢語古音學史》（合著，2015）、《中國的射禮》（2013）等。
目錄
“活經學”的兩講座場地條路：二十年的摸索（代媒介）
第一輯 新經學
重編新《經典釋文》可行性論證
《儀禮》漢本異文的史料來源
新經學重建之路徑摸索
封禪研討的兩條路徑
《禹貢》九州地輿條列嘖隱
年齡史料的層次與邊界
第二輯 經學時代
中古政治中的墨學因子
長時段經學史倡議書
經學史的一條主線
漢唐經學史料索隱
義疏學問答體五種參證引言
醍醐山的古勝師長教師
第三輯 篤志經史
古音學的兩年夜時代
段王之學與專門史：以五刑與“刵刑”為例
雕菰樓學術人生漫筆
經學研討的浙東氣韻
追尋“王國維之魂”：生平二十項嚴重學術成績
回到經學史起點，發現“三駕馬車”
“活經學”的兩條路：二十年的摸索
20世紀的最后四年，我在懵懂中撞進金陵，這座“王氣”綿綿的六朝古都。第一個映進眼簾的母校老師，清楚地記得是程章燦傳授，他給我們班講授中文系專業進門課“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由文學而年夜學，由金陵而六朝，“古典的金粉，魅惑的色澤，散淡而瀟灑，風流而靡弱，南京散發的這些氣息，幾乎無一不是從六朝開始沾上的”（《舊時燕：一座城市的傳奇》，2006）。由此，程師長教師身上的六朝氣質，漸漸駐進我的心坎。
昆曲，是我一度享用南京古典氣韻的法寶。吳新雷傳授當然是我的引路人，此后南京昆曲社成了我在學業之余放飛自我的勝地。拍曲、看戲、練功，雅集、敘舊、結交，揚州焦循的雕菰樓，幾乎成為夢中的瑤臺，直至我的老師王正來師長教師（1948-2003）倏然隕往。此后我雖又成為翟美娟老師（1934-2020）的進室門生，然熾情的水平已遠不如前，自覺虛費了業師幾多個冷暑手把手一招一式的單傳，終究未能得其衣缽。現在兩位老師均已離我遠往。
從昆波折回來，進進學術殿堂的門，天然選在六朝。袁枚說“愛住金陵為六朝”（趙翼《題袁子才小倉山房集》語），高小方老師又給我喝了迷魂湯，說我的字跡顯露出六朝的氣息。2001年，我選定梁代皇侃《論語義疏》作為碩士論文的題目。皇疏讓我跌進繁難的注疏學、文獻學、輯佚學，打開清學的年夜門，讓我的觸須伸展到臺灣，輻射到japan(日本)。清代學者稱獲得此書“不啻獲珍珠船也”（翟灝語），暗自慶幸我之及鋒而試。當時，皇侃的研討在年夜陸可謂一窮二白，能夠看到的《論語義疏》版本只要《知缺乏齋叢書》及其再傳本，這是被最基礎遜志高文手腳的改頭換面本，對于武內義雄刊本及japan(舞蹈場地日本)古鈔本，幾乎無人問津。獨一的研討基礎只要臺灣陳金木師長教師的《皇侃之義疏》（1995），2004年我專程來到彰化師范年夜學，拜訪陳師長教師家教，得其簽贈兩部代表作，雖然此前我已復印過陳著，此刻仍然如獲至寶，共享空間有一種接力棒傳得手中的重擔在肩之感。此年碩士論文完成，我自詡為國內系統搜集皇侃研討資料的拾荒者，為之奔走在兩岸三地，90%以上散落在人間的相關研討結果已盡進彀中。
研討了一段時間皇疏，便將本身的學術標的目的定位成經學。由此進進南北朝義疏講座場地，進進經學史，當年文獻學方面的積累，逐漸發酵，逐漸升溫，沖破了皮錫瑞《經學歷史》的藩籬，發現了經學史上年夜段的空缺和半空缺地帶。獲得博士學位，留母校任教，我申報的第一門課就是“中國經學史”，2008年秋冬在長江北岸的浦口校區講完第一輪。2018年秋冬又在清華年夜學重續前緣，新開研討生課“經學研討前沿”，時隔十年，地跨兩京，我的思惟在綿延中又有新變，《經學史的一條主線》（2008/2020）就是搭載前后十年思緒的彩虹之橋。這條“主線”，不僅是我所抉發出的一條“活經學”之路，也是一頭連接著南年夜，一小樹屋頭連接著清華的我的學術之路。
經學之所以成為中國現代學術思惟的領頭羊，就在于其在二千年的演進中能夠永葆活氣，思惟的火花四濺，當其屢次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時能夠絕處逢生，發生令人驚嘆的創造性轉化小樹屋和創新性發展。經學這一內素性蟬蛻的性命線，是在不斷吸納諸子、道家、釋教、西學之精華的坎坷歷程中脫胎換骨而成。不斷攝進新酒，勝利返老還童，是作為中國學術典范的經學的DNA。二十年來，皇疏的研討已有年夜幅推進，現在武內義雄校刊本已成為學者案頭的必備，我之據japan(日本)古鈔本從頭校理此書的期盼，信任在不久的將來即可由中日兩國學者聯手付諸實現。但是對經學個人空間史這一內生力的開掘，對經學DNA的解析，年夜幕卻尚未拉1對1教學開。于是我便果斷放棄收拾出書碩論的邀請，而在這一艱難的橋頭堡上搖旗吶喊。重寫經學史的偉業，當然需求打下研習經部文獻的扎實根柢，但絕非皓首窮經的一條路走到黑，更需求對諸子、對道教的精研，需求對佛經義理的修悟，需求擁有收支圣經神學、希臘羅馬古典的心路歷程。王國維在20世紀初便立下交流誓詞——“異日發明光年夜我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俗儒，固可決也”（《奏定經學科年夜學文學科年夜學章程書后》，1906），百年后的21世紀初，我的學術實踐可為之再作注腳。
選擇經學作為本身的主攻領域，是母校寬松的學術氛圍所培養。我對現在學科分類中的語言文字、古典文獻、現代史、考古學均有濃烈的興趣，可是我又不愿意單涉一科，更盼望能在諸學科間縱橫采擷，李開老師懂得并包涵了我的不專一。選取《儀禮》作為本身博士論文的研討標的目的，恰是個人空間因為此書可以將南年夜文、史兩系的學術傳統、多種資源匯集起來。2003年以來，我只身在《儀禮》這座寶山中徜徉，古音學、訓詁學是我攀緣這座岑嶺的引擎，異文便成為爬山山道邊的一個個路標。一千多個異文伴隨著一千多個日晝夜夜，當三級八系二十八類異文譜個人空間系組合結構浮出水面的時候，博士論文答辯的日子已經開始倒計時。2007年答辯時有老師說，這是年夜陸第一篇研討《儀禮》的博士論文，殊不知四年來耗費我海量血汗的竟是《說文》段注。《儀禮》是我的論文的軀殼，段注才是論文的地基。
我曾自號“金壇鐵粉”，金壇段玉裁是清學的巔峰，段注即是其平生學術積淀的總匯。之所以說我的博士論文地基在段注，一是因為我之地毯式剖析《儀禮》漢本異文的思緒，恰是延續自段玉裁《儀禮漢讀考》而來。段氏此書僅成一卷未脫稿，在我看來那是因為他暮年盡心盡力于注釋《說文》的結果，《漢讀考》的精華均已匯進段注中。藉由段注，輯出《儀禮漢讀考》未完成的十六篇，信任并非難事。但是段氏生不逢時，未嘗交流見到熹平石經、武威漢簡，我之接續段氏，必當重起爐灶，將這些新資料納進，憑我私淑茂堂的自負，這一做法一定符合《漢讀考》撰寫的旨趣。我的博士論文，資料的范圍雖已超邁了清儒，而在方式上卻一秉段氏，基礎完整扎在清代學術的泥土中。
浸淫段注的四年，也是我探尋衝破清學的四年。蘊含在段注中有大批現代學術的素材和半製品，亟待用新史學的目光與視角予以拼裝、重組與鍛鑄，由此可以化腐敗為神奇，煥發出勃勃生機。《段王之學與專門史》的雛形，在心里盤旋已有多年，專門史的研討若能插上清代樸學的同黨，將扶搖直上鵬程萬里。此文在我博士畢業13年后能落諸筆端，那是因為先后遭到參與我課堂討論的兩位學生的觸動——2018年秋的嚴思齊（Charlie Argon）、2020年秋的計教學小豪，又借了往年疫情閉關清華園的東風。何故這般遲延？本質的緣由還在于我之專門史的積累遠遠不夠應用，若舞蹈教室天假我年代，必定要大舉地擁1對1教學抱社會科學。惋惜在現在“水督工人”和“電線工人”相得益彰的現狀下，歷史學家欠亨《說文》、不讀段注已冰凍三尺，遑共享空間論社會科學家。打破學科壁壘的呼聲雖不絕于耳，但真正要踐行起“文”“史”穿插來，尚非易事。
2009年北上清華，進歷史系，給了我走出一條會議室出租文史穿插之路絕好的機緣。我的禮學研討，由文字而文獻，由經籍而禮制，摸索的領地也由《儀禮》進而三禮，由禮志兼及《通典》。假如說三禮還在傳統經學的范疇內，那么逐年梳理剖析十七史禮瑜伽教室樂志的過程就讓我實實在在地踏進史學的正統。《通典》200卷是史學家采礦的勝地，經濟史研討取其《食貨志》，政治史研討取其《選舉志》、《職官志》，法令史研討取其《刑法志》，地輿學史研討取其《州郡志》，唯《禮志》《樂志》107卷（占一半篇幅以上）問津者最稀。我到清華之后的十年，殫精竭慮于這107卷，逐條追溯、查證其史源，與十七史可以說逐一比對、參稽過。但是對史料清查得越細致，檢討得越充足，越來越覺得《通典》史料價值淡薄，敬佩之情年夜打扣頭。《通典》所載錄的史料，罅漏者有舞蹈場地之，疏誤者有之，雖然因后世書籍大批散佚，《通典》保留有大批佚籍的片斷彌足珍貴，可是依著原始史料第一的原則，教學場地《通典》的絕年夜多數資料是拼合、簡抄的結果，屬于二手史料，價值并瑜伽場地不高。是以教學，我的《漢唐禮制因革譜》（2018）在史料依據上秉持的原則是，凡野史有記載者，年夜多不依《通典》，除非《通典》的記載別有溢出信息。
當年葉德輝、章太炎嘲諷梁啟超之徒“尚不配讀《通典》”（參見拙著《因革譜》，第8頁），對我震動極年夜，可見此書在老一輩學者心目中的位置。《通典》畢竟是什么性質的一部書，這是伴隨著我在十年間地毯式清算與疏釋這九百多年每一條禮制史料過程中揮之不往的一個心結。把《通典》當作一部類書，只為了史料的采擷而讀《通典》，照章太炎所說不如讀《文獻通考》，而我認為在現在數字資源這般豐富又便捷的情況下，更不如直接檢索野史和其他原始史料。《通典》之出色，不在史料之獨特，而在其結構的“體年夜思精”，在其上承《儀禮》，下啟《年夜唐開元禮》，在其將這兩座岑嶺之間的軌制演進年夜脈絡、年夜關節提煉了出來，用錢穆的話說，就是“通經致用的‘活經學’”（《素書樓經學大體三十二講》）。哦！原來應當回到經學！多年來我的認識顯然深受了學術界的“俗諦之枷鎖”。
漢代以來的經學，斷非僅僅可從經傳注疏中求得之，亦當從博通六經乃至用于當世的軌制建設實務中求得之。六朝隋唐儒者精于三禮者不勝枚舉，其學其識及其貢獻，不恰是培養了漢唐間禮樂軌制的獨盛嗎？在習禮、傳禮、議禮、修禮的過程中，蘊含著豐厚的經學思惟，也就是陳寅恪所說的“法典為儒家學說具體之實現”（《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典章軌制演進脈絡中蘊含著通經之士的沉思與卓識，這恰是一條區別于埋首經注、閉門著書的“活經學”之路。從這個意義上說，陳師長教師《隋唐軌制淵源略論稿》已開啟了一條以“人”為中間的全新的經學史書寫路徑。
錢穆對這一條路是慧眼如炬的，“活經學”恰是他教學場地獨創的概念。錢師長教師的這一概念，無疑是有興趣地要衝破清代考據學，他徑斥清學“在經書的訓詁、章句、校勘、輯逸等種種任務上著眼，……只是一種紙片經學，也可說是一種‘逝世經學’”（《中國史學名著》）。此說過矣！錢師長教師有所不知，陳寅恪之所以能成為新時代新史學的開路先鋒，早年的積淀適在清學，“他對《十三經》不單年夜部門能背誦，並且對每字必求正解；是以《皇清經解》及《續皇清經解》，成了他經常看讀的書”，“他年少對于《說文》與高郵王氏父子訓詁之學，曾用過一番苦工”（俞年夜維《談陳寅恪》，1970）。不進“逝世經學”之虎穴，焉得“活經學”之虎子。
我一頭共享會議室扎在經史文獻的“紙片”中面壁二十年，現在找到了“活經學”的兩條路。“破壁”期近，切不成中道而廢！
2021年春分，圓明園東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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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都是胡說八道！”